经典常谈丨文明的承继与更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绝非诸多零散事件的偶然堆砌，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思想文化的传承与社会形态的演进相互作用形成的连续过程。

　　1846年12月，马克思在给俄国作家安年科夫的一封信中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在各个世代的继承与发展中塑造了人类历史的本质联系。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思想文化的传承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里，“既定的”条件既包括物质生产要素，也涵盖思想文化传统。马克思阐释了思想文化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机制，即“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强调，任何一种学说的发展“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这表明，思想文化既无法完全脱离物质生产基础，也不能割裂与已有思想材料的历史联系。

　　基于对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总体性把握，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将历史演进划分为“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三个阶段，认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他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阐述了历史演进过程，指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通过“胎胞”隐喻揭示历史演进的辩证规律，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历史演进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置于重要位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创造性借用《礼记·礼运》中的“小康”来阐释中国本世纪的目标，即“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坚持“两个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通过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升华，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搭建起一座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厚度的桥梁，使得中华文明源源不断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做好今天的事业。（张志恒）